“打工意识”大辩论——四通精神沦丧

　　一个伟大企业的成功一定是和理想分不开的，四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最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营企业经营理念，并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独树一帜，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这些超前的思想、观念及做法，是同时代任何一个企业无法企及的，也是引导四通前行的精神动力。

　　在我看来，四通的衰落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六四”，另一个就是标志着创业理想沦丧的“打工意识”大辩论。

　　1993年底，我还在深圳主持深通公司的工作。一天，四通集团人事部部长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集团要举行一次文化晚会，主要是进行打工意识的辩论，你对此有没有话要说？”此前一段时间，段、沈等主要领导已经在很多场合反复宣讲打工意识，大家随便一听也就算了，当时并没有多想。现在居然要开展辩论，要在四通正式推行一种非主人翁意识，我便不能不认真起来。

　　我回答说：“我不想参加辩论，因为我认为这点事根本不值得辩论，‘树立打工意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的，为什么还要辩论？”

　　叶延红说：“既然你认为是错的，才更有必要说说你的意见。有人反对，有人赞同，才需要辩论。你还是准备准备吧。”口头上，我拒绝了，不过，去北京之前我还是偷偷准备了一个发言稿。

　　那场文化晚会在海淀剧院举行，上千人参加，座无虚席。当时岳母正好在北京，听说这事便与我爱人一起坐到了会场后面。

　　晚会分两部分内容。前一部分是新员工培训结业，进行演讲，评判团在下面打分。我是评判团成员之一。第二部分内容就是“树立打工意识”的辩论。

　　反方中本来有副总裁孙强，叫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他并没有到会。主持人突然想起我来，喊道：“李玉琢，你上来，代替孙强。”

　　我是不准备讲的。公司董事长和总裁提出这个口号，就说明基本上拿定了主意，我如果站出来反对，显然成了他们的对立面。所以，我尽管打心眼里反对这种提法，但是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站出来。

　　回京之前，我曾给段永基发过一个传真，提出自己的看法：“段总，这个口号对与错，暂时不说。即使从统治策略上讲，你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么不得人心的口号，这会引起四通人巨大的思想混乱。”

　　我认为，四通一向提倡主人翁意识(大家共同创造一番事业)，才有了今天的四通，忽然间让大家放弃主人翁意识开始“打工意识”了，不仅缺乏理论说服力，更会让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劝他不要搞，非搞不可也要慢慢来。显然他并没有接受我的劝告。

　　在上千人的会场点到我的名字，我突然热血上涌，心里想：尽管说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作用，但也绝不能任人愚弄。四通不能就这样被引到邪路上去。他们如何看我无所谓，最多不干了。

　　辩论台上双方各五人，正方中有朱希铎、杨洪儒等人；反方中，除了我，还有甄恒祥、韩旭东、李小烈等人。

　　朱希铎毕业于清华大学，1987年进入四通，担任四通集团包头分公司的总经理；1991年调到北京总部，任集团人事部部长；1993年末，也就是辩论会后开始主持集团公司的经营工作；1995年末，任集团常务副总裁。

　　杨洪儒也毕业于清华，其名声甚至盖过了朱希铎，据说在清华经管学院读博士时，是朱镕基亲自带过的四大弟子之一。在四通内部，他是朱希铎一手发现并推举上来的。这个年轻人一度被认为是四通未来的掌门人。在老四通每况愈下的时候，为了解决产权问题以及开辟生路，四通曾经成立了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他出任新四通的总裁。但是在2001年2月，这颗四通的“希望之星”却愤然辞职，临行之时还对媒体反思了四通的种种失误。后来，他出国两年，回国后在清华创投公司任总裁，转行了。

　　代表官方意图的朱希铎提出：“打工意识”是对四通文化的再创造。他首先对四通早期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四通成立九年来，形成了一些我们自己引以为豪的如下理论：垫子论、能人论、耕田论、忠人之事论、生产力标准论、主人论等等。这些理论有没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的烙印？是否包含了与现实脱节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呢？回答是肯定的。

　　他的结论是，“打工意识”明确了“每一个职员都是以某种契约受雇于企业的雇员”。

　　“六四”之后，沈、段等人为了划清与万的界限，大力批判的正是多年四通提倡的东西。这种以人划线，一错全错的做法，显然是“文革”的遗风，让人十分厌恶。

　　杨洪儒并没有全面否定四通早期的思想，他说：

　　过去的四通文化中有不少值得坚持和借鉴的东西。四通文化不朽的内容是科学精神、探索精神。

　　他承认：

　　目前，四通内外都面临严峻的考验，这一时期的四通文化，是动荡中的文化。四通文化的内容取决于今后的运作，得失成毁全在于人。改革的难度来自改革者自身，因为超越自己是最困难的，原因是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他的发言引起我注意的是下面一段话：

　　一次创业时的四通文化，带有“合伙人”的感情色彩。现在，结合我公司产权关系的理顺，已经明确四通公司的任何管理者都是四通公司这个法人实体的雇员，不经过合法程序，任何人都无权处理公司的资产。提倡“打工意识”，有助于解决企业现存的主人与雇员界限不清的问题。

　　到底是博士，杨洪儒的观点道出了这场辩论的实质，即四通最高领导企图通过打工意识的提倡，来“理顺”四通面临的“界限不清”的产权关系问题。

　　但是，四通财富毕竟是全体四通人多年来共同创造的，把这样一个明晰起来的确有相当难度的敏感问题，用“打工意识”这样一个简单的口号来“理顺”，显然太随意了。

　　这次辩论正方的观点，谁都知道代表的是四通官方的观点，但也是他们本人的真实认识、看法。说明“树立打工意识”也有一定的市场。

　　捍卫四通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一股豪情激荡在我的胸膛。我知道自己的发言也许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一定让一些人知道，四通人并不都是傻子，可以随便玩弄于股掌之中。四通曾经正确的理念、文化和方向不容亵渎：

　　各位同仁，看到你们期待的目光，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正以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思考着今天这一场关于“打工意识”的争论。

　　站在这个讲坛上，我内心很不安，有无数个问题在我头脑中翻滚，要求回答，要求证明，要求澄清：

　　一、对四通这样一个有着雄伟目标的公司，有着高层次追求的四通人，九年以后，居然要呼唤低层次的“打工意识”来作为对四通企业文化的再创造，这到底是怎么了？四通真的已经退化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吗？四通真的需要树立“打工意识”来进行改造吗？一句话，“打工意识”会给四通人带来什么样的新启示？会给四通人什么样的新动力？

　　二、在当前的形势下，提出“打工意识”的目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企业文化或一个命题，肯定与某个目的联系在一起。那么，提出“打工意识”到底想解决四通现存的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或者说，四通上上下下树立了“打工意识”之后，是有助于当前问题的解决，还是会使四通陷入新的思想混乱？我敢说一定是后者。

　　三、“打工意识”如果也算做一种文化，它是一种与老板文化对立的文化。我们准备以这种文化启蒙或教育哪些人？是四通的全体还是只准备针对四通的一部分？如果全体打工了，老板是谁？如果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是什么人呢？

　　四、四通的企业文化，尽管没有搞“打工意识”这样的概念，但九年来却凝聚了相当一批有志之士，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如果九年前四通不是用“成就感”、“团队精神”以及“共同干一番事业”来号召群众，而是打出一面“打工意识”的旗帜，这些人会不会集中到四通的旗帜下？四通会不会有今天？

　　五、在电子一条街成千家公司中，在全国数百万家公司中，为什么只有四通具有非凡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四通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它靠什么走过过去那充满神奇和风雨的历程？除了金钱的诱惑，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六、四通已经用自己九年来成功的实践，验证了四通文化的精髓是优秀的，如果把“打工意识”作为四通文化的再造，有什么成功的实践和先例，能够证明它的正确？

　　七、九年来，上千名四通人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创造、积累了巨大的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如果四通人树立了“打工意识”，都变成了打工者，那么四通积累的财富如何处理？打工者与这些财富还会有关系吗？这次所谓“打工意识”的辩论，是不是为某些人的背后的某种意图在制造舆论？

　　四通文化肯定需要充实，需要完善和再造，但恐怕不是“打工意识”这一类东西，那么是什么呢？我们都在思考着、期待着。

　　由于不懂，只能提问，但是我相信：已经创造了伟大四通和优秀四通文化的四通人，肯定能够找到明确的、响亮的、满意的答案，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的结论是：“打工意识”是四通文化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