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基讲过这样一段故事：

　　1995年，一个学金融出身的人承包了四通在武汉的一个证券营业部，此人把营业部的公章私自进行了修改，将本该为“四通集团财务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驻武汉办事处”改成了“四通集团财务公司驻武汉办事处”，从而取得了进行国债交易的资格。这个人通过骗取的国债交易资格，从国债市场得到了两个多亿的盈利，但钱被他弄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后来国家取缔武汉的国债交易市场时，依照有关规定，四通集团必须还清这两亿多元的不合法盈利。四通不但不敢处理那个私改公章的人，还好吃好喝地供着他，希望他能讲清楚这两亿多元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段永基说：“有一次，和这个人同乘一班飞机，我坐普通的经济舱，他坐高级的头等舱，这个人问我：赚这么多钱，怎么还坐经济舱?我说：赚的钱都给你还债了。”

　　记得四通证券在很多地方设点，但从未听说赚过钱。传到耳朵里的，都是赔、赔、赔。真赔假赔没人知道，但是从未听说做这些事的个人赔了。可以看出当时四通的投资和管理多么地混乱!

　　这些项目基本靠个别人拍脑袋，没有严格论证，没有认真管理，大把的资金像水一样哗哗地流出去。总之，四通的多元化就像一场疯狂的“盛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繁荣”的背后，是四通人清醒和理智的丧失。

　　多元化项目像一条又一条绳索，套在四通的脖子上，越勒越紧。

　　财务报警!

　　在写四通的多元化问题时，我翻箱倒柜把那些沉睡在箱底的文件找了出来。发现一份1993年3月23日集团财务部写给“储忠及总裁委员会”的“紧急备忘录”。上面的第一句话就令我大吃一惊：“目前，由于集团财务支出大于收入，已使集团账号上存款不足50万元。故紧急报警!”

　　这份备忘录在短短的一页纸上，以简洁而急促的语气总结了财务危机的原因：一、集团对外投资较多，而且全靠贷款支出，长期收不回，利息却要长期负担。当年1—3月份已投资452万元，下一步还要对“扬州四通”、“江苏四通”、“松下四通”、“软件公司”进行投资，难以承受;二、长期贷款即便到期后也无法收回，如“四通大厦”、“职工宿舍”和“付到海外的房地产贷款”等。

　　备忘录表示：集团账上时时有透支危险。怎么办?继续贷款?财务公司也因拆借困难，不能随时贷款。

　　我还翻出了1994年7月20日审计部向董事会的汇报材料——“四通集团金融系统及秦皇岛房地产公司审计情况汇报”。

　　汇报写道：

　　……其中4.3亿元资金被房地产、股票和深圳国展、贝源公司等合作项目套牢。而集团财务根本不具备还款付息的能力，只能靠新增贷款解决。审计部门最后警告：长此下去必将形成恶性循环，一旦国家形势有变，银根进一步紧缩，四通将面临一场经济危机!

　　后来，四通又进入了医药领域。有一次开干部大会，沈国钧大讲四通要从“企业经营”转变为“经营企业”，还举例说到安徽一家生产VC的药厂：如果我们拿过来，一转手就可以赚多少多少钱。说得天花乱坠，易如反掌。

　　我心想，天下哪有这么简单的好事?便故意装作不懂大声发问：“‘企业经营’和‘经营企业’，怎么像绕口令似的，到底什么意思?”他就说：“我们已经进入资本运作的阶段，收购兼并企业，然后包装卖掉，这样比干企业本身更能赚钱，而且还来得快。”

　　收购兼并不是不可以搞，关键是四通本身不具备那个能力。我不客气地问：“沈总，咱们自己这些个企业还没有管理好，怎么可能再去倒腾别的企业?我们有这种人才吗?”

　　但是没有人理会这些疑问。后来真的接了安徽的那个医药企业，后来还与北大合作搞过医药公司，结果一个个都失败了。

　　有病乱投医

　　1993年之后，四通打字机的销售开始走下坡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电脑的普及。

　　段永基开始有些着急了，于是他把努力的方向放在了税控打字机上。这样做有他的道理，因为那时四通刚刚成为国家金税工程的指定企业。这种机器可以严格地防止税款流失，道理上、技术上没的说，但是在市场上却遭到了失败。没有哪个企业或商店会主动买这种产品。段永基曾苦笑道：“那时我们到一个区政府去推销产品，结果该区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到旁边那个区去卖产品吧，你们一去，他们区的商户就都吓得到我们区来做生意了。’”

　　为把这一产品做成另一个拳头产品，老段又把我从深通调回北京主抓这件事，为此我和梁永强等人拜见过税务总局的局长，跑各地的税务部门请人家试用，还到航天部一个公司就密码发票问题进行过合作，但直到1995年5月我离开四通，市场之门仍然如磐石一般坚硬。主要问题还是时机不成熟，我们这一宝押早了。

　　1996年以后，四通看到联想做大了，又想起转向做电脑。但是，那时的四通已经过气了。影响力急剧下滑，经济能力也在降低。同时，也没有人专门研究产品和市场。此时市场已经被瓜分了，名牌电脑就那么几家。作为后来者，四通既没有品牌，也没有资金，更没有技术，谁会认你呢?哄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

　　除了没有经过慎重论证的、各行其是的、混乱的投资之外，四通还大量地为其他企业贷款担保，同样是随意地、各行其是地、混乱地，几个主要领导似乎都有这个权力，如老段、沈国钧、储忠。帮这个贷款，帮那个担保，最后，别人还不起账，债务便都压到四通身上来了。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此时好像热昏了头。

　　下面还是段永基讲的一个故事：

　　福建的一家企业向银行贷款，通过一些欺骗手段取得了我们对他的信任，四通集团就为这家企业的上亿元银行贷款做了担保，结果这家企业赖账不还，使得向银行还款的责任落到了四通头上。后来四通便开始同这家企业打官司，结果一打就是六年，官司是赢了，就是在当地执行不了，后来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竟连续两年入选某富豪排行榜，他通过欺骗手段当富豪，四通赚钱替他还债。

　　又说别人骗了我们，四通人为何一骗就上当?是真的无知还是另有原因?没有人去追究过。我不禁想起电影中国民党军官打了败仗后的一句台词：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6·11倒段事件”

　　1992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深通公司上班，集团产业委员会(负责集团内产业型企业的日常管理，田志强副总裁为主任、我为副主任)正在上林苑酒家办培训班的两名工作人员(王学旺和常洁)急匆匆地找到我说：“李总，集团那边出事了!七个董事(王安时、沈国钧、李文俊、王缉志、储忠、王玉钤、马明柱)联名要把老段打倒。如果老段倒了的话，老田估计也好不了，你看我们咋办?”一愣之后我平静地对他们说：“老段倒不倒，现在还很难说。现在情况未明不可惊慌失措。即使老段真的倒了，如果老段和老田没有饭吃，只要我李玉琢还在，他们吃饭就没有问题。”

　　很快我就接到了四通集团董事长办公室的电话，要求我速回北京参加紧急会议。看来那边真的出事了。

　　6月11日，我从南方赶回到北京开会，下了飞机就被直接带到了门头沟龙泉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参加会议的有40来人，所有的董事、副总裁、职能部门部长都到场了。会议由董事长沈国钧主持，开了一天多的时间。尽管当时不让记录，但我还是悄悄记了一部分。

　　那一天，王安时首先开炮，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全部是揭发段永基的事情，包括在海外安排个人利益、有意制造内部矛盾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儿。听的人都很震惊，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段、王二人组成铁杆阵线，好的穿一条裤子还嫌肥。此时翻脸没有人怀疑揭发内容的真实性。

　　王安时讲完之后，突然指着我说：“当时，老段想方设法将你派往深通，就是想把你排除出决策层，因为他认为你不可靠。现在清算老段的时候到了。李玉琢，你发言。”为了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的，王安时还承认他自己当时也同意段永基的这一做法。

　　王安时指名道姓让我发言，无非是因为在他眼中我是一门“大炮”，他认为我的讲话一向有煽动性。这次他又有意挑拨，估计我会跳起来。大家的眼睛立刻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