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经历中，还有一些短暂的企业值得一提。一共四个，其中三个已于去年和前年上市，另一个据说条件早已具备，上市只是早晚的事。所谓短暂，最长的不过一年左右，最短的不过十八天。其他两个仅为3~4个月而已。

 

在华为的后三年，我的主要精力用于全国合资公司（与各省电信管理局的下属企业）的建立和运营，这是华为打开进入市话市场大门的决定性一步，决策人是任正非，具体操作者是我所带领的合资合作部。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有效的一步妙棋。

 

在三年建立的十个合资公司里，我只兼任过北方华为（与铁道部下属北京的一个通信企业合资）的总经理。记得任正是这样说：“你兼任一下这个企业的总经理吧，这也给你一个照顾家庭的机会（当时家在北京，我一个人在深圳工作）”。任正非对我的关照在1996年初华为总部迁到深圳科技园，腾出深意大厦让莫贝克进驻时已有所体现。那时，他指着正在装修的一间办公室说：“李玉琢，你就在这间办公吧”。我问：“为啥”？他说：“这间有一个小里间，你可以放一张床，中午休息一下”。尽管后来我并没有在这里办公，但他的关怀我至今深记于心。

 

北方华为1997年上半年建立，我也只兼任了一年左右，这中间有两件事我记忆深刻：一是1998年春节之后，受华为派遣和我一起筹建北方华为并主持营销的一位副总经理突然跟我提出：他认为财务经理（也是华为派遣）不称职，他在春节期间已经向任正非汇报过，也跟主管财务的副总裁纪平汇报过，他们同意退回。我听后大吃一惊，第一，财务经理即使真的有问题，作为副总经理应当跟我（总经理）商量，直接汇报给任正非和纪平，事后再告诉我是不合适的；第二，询问财务经理不称职的理由，他满嘴胡说，明显是在有意损害人。后来我才明白：这完全是他个人的问题。事情清楚后，我直接找任正非说明来龙去脉，并建议为了给副总一个掩饰（他还年轻），我主动提出与他同时撤离北方华为，任正非同意了。

 

另一件事是，其它九个合资企业基本以通讯主设备的销售、服务和终端产品的生产为主，只有北方华为在我的主张下设立了开发部门，针对铁路系统的特点开发信号电源产品。为了说服当时的莫贝克支持这一工作，我还跟莫贝克主持开发的负责人拍过桌子（我当过莫贝克的第一任总裁，有点可以发火的资本）。后来铁路信号电源还真的搞成了，并进入了门槛儿甚高的铁路市场。再后来中国电信分家，合资企业也完成使命，华为对这些我用了三年心血建立的合资企业陆续作了处理。其中北方华为由一个叫顾庆伟的普通财务人员接盘，更名为鼎汉公司，每年信号电源的销量稳定在3~4亿，去年鼎汉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能不佩服顾庆伟当初的眼光和魄力。

 

其它三个公司都是我离开利德华福后，加盟金风之前的一年中，除了写书之外的产物。

 

在我离开利德华福之后，找我加盟的企业很多，尤以同行（在变频器领域积累了一些影响）为多。后来在《变频器世界》主编刘强的推荐下，选择了广东东莞一个电源企业（易事特），在那里我只工作了十八天就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选择那里是我情绪最低落的时期，想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自己舔舐伤口。但强烈的孤独感和生活的无依无靠，让近六十岁的我度日如年。何思模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去年（四年之后）我再次造访易事特，企业已经迁到美丽的松山湖，企业的面貌和规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产值近十亿），正筹备创业板上市。他还告诉我，我走后他也曾遇到过事业的低潮期，有些人陆续离开，经营遇到瓶颈，经过痛苦的思考，他修正自己过去相对封闭的管理模式，从一些大企业（包括艾默生和华为）引进人才并给以股份，企业得以重新焕发生机。临分手时，他说，如果上市成功，他将把自己的股份作为企业基金，永不分配，并希望由我来做这个基金会的主席。我在这个企业，为他们留下最为重要的印象是半年总结会上一个小时的激情讲话。

 

鞍山荣信的董事长、总经理左强，新疆人，也是清华的校友，头脑机灵，有干劲有思想，他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并主动找上门来。他的企业是做电网改善设备（SVC和SVG等），后来也开发能量回馈式的高压变频设备（可以大量用于矿山提升装置）。我当过他公司三个月顾问，给他提过管理方面的一个建议：企业欲成为一个有效行动的组织，定期召开会议是达成认识统一、行动协调的必要途径，据说，左强还真的听从了我的建议，从此改变了以往几乎不开会、靠单线联系的工作方式。另一件事是，在调兵山的一台矿山提升机变频器的产品鉴定时替他们请来顾国彪院士主持。我最后没有加盟的一个重要原因：鞍山不是我工作的理想之地。荣信于2009年的中小企业板上市，最近正酝酿集团化管理模式，左强认为企业不应当是一个人的事业，给更多的人提供平台也许更有利于荣信的发展，我以为然。

 

在离开利德华福时心存一个强烈的愿望，我用五年多时间刚刚打开高压变频器市场的一条门缝，突然就终止了，有一种不甘与不服。我想在一年竞业禁止期之后，一定再做一个与利德华福类似的企业，并且超过它。2006年3月之后，我选择了同样在北京做高压变频器的合康亿盛。选择合康有三个原因：第一、合康的总工杜心林与副总工陈秋泉是利德华福开发高压变频器时的主要技术人员之一，我与他们熟悉，他们对我的加盟是欢迎的；第二、此时正好有一个温州的老板想拉我到杭州做他通用变频器企业的老总，我劝他投资高压变频器更有前途；第三、合康亿盛的老板刘锦成正愁资金不足，对电力电子行业又不熟悉，请教如何把企业办下去。于是通过我把他们两家拉到一起，事情一拍即合。他们的共同愿望，必须由我来主持这个企业。我们在投资比例上达成了一个理想的模式。从三月份正式筹备，到四月底召开董事会，我实际上已经主持新的合资企业的日常工作了。在此期间，我意识到风机水泵市场的竞争激烈和无利可图，主张调整产品方向：一、加强矿山提升机的推广工作，二、加强同步机变频器的开发工作，三、加强国外市场（主要是俄罗斯）的开拓。这些工作后来都被证明是适时的、有效且具有长远意义的。四月底，就在合资企业的董事会召开期间，利德华福的反扑开始了，他们告合康亿盛侵权，让法院到公司封账和冻结银行户头，另一方面诬陷我“职务侵占”。在此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信心十足，一方面组织打官司，一方面组织经营活动。一直坚持到7月15日，把半年经营总结做完了，我才精疲力竭地跟刘锦成董事长说：他们盯住合康完全是因为我，为了减轻公司的压力，我先退出公司，待问题平息后我们再来。后来，两个官司都不了了之。

 

此时我已加入金风，再战高压变频器市场的心情早已被风电领域的风云跌宕所取代。

 

这两年，合康的发展势头一天天逼近利德华福，去年合康在创业板上市。利德华福两年前以两亿美元（1999年，我主持利德华福之时，当时只投资4000万，十年增长30倍）卖给香港的骏骐投资公司，目前正在琢磨如何突破利润瓶颈，以便到香港上市能卖个好价钱。有趣的是，去年十月，骏骐又重新为利德华福选择了一个总经理，这个人居然是我在华为时的同事——历史似乎在画一个圈。

 

这些短暂的经历，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也尽其所能留下我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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