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意义非凡。中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何异同，各自具备哪些优势？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工业4.0、智能制造时代，中国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强国相比，“长板”与“短板”如何？

刘军梅：在最近30年发展中，中国迅速缩小了与传统工业强国的差距，制造业及其数字化转型形成了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拥有多处“长板”。中国制造业规模大、体系最完整，因此更具活力；中国5G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已建成的5G基站约占全球的70%，5G网络已覆盖全国各地，而快速下降的5G模组价格，将助推5G技术在制造业的推广和应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先导应用领先，中国在此方面的投入亦多于其他国家，这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此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潜在市场规模较大：目前，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的数字化投入比例为0.5%-1%，而欧美企业这一比例为3%-5%，若中国企业的数字化投入持续提高至欧美企业的水平，结合制造业产值，中国潜在市场将会十分巨大。

当然，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还有不少“短板”，包括：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基础技术等产业对外依存度仍需降低；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虽已达76.4%，但美、德、日三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均在90%左右；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方面，除5G相关技术外，中国在其他多个领域技术水平均有待提升；目前，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多位于美国，国产软件缺乏竞争力；工业数字化渗透率不高；在数字化转型配套服务方面，中国需要百花齐放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来提供相应服务。

中新社记者：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战略上，传统工业强国的总体趋势是怎样的？又各有怎样的特点？

刘军梅：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传统工业强国依据自身发展优势，对制造业数字化提出了不同的构想和规划。

美国战略的主要任务是重振制造业，吸引制造业重返美国，提升其在全球先进制造产品份额，其“再工业化”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来发展先进制造业，重点关注机器人、生物技术等先进制造领域，同时注重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德国战略意在强化“德国制造”的领先地位，期望在新标准制定方面进行竞争，推广“德国标准”；日本的战略则是建设新型数字社会，重点发展机器人等新技术，实现“工业互联”“互联制造”，促进智能制造产业的技术创新；新加坡加大对“人工智能”新型产业、技术的投入，打造世界研究中心；韩国则将建设重点放在“智能工厂”方面。

中国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与发达国家差异性表现在发展路径、侧重点不同以及对中小企业关注度不同。中国的发展路径是数字化先于自动化；侧重点在于，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以两化融合为主线，推动传统产业在自动化、信息化方面的“补课”。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竞争环境下，中国不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遭遇了怎样的挑战？

刘军梅：在数字化转型中，中国的不同企业面临挑战不同：大企业更倾向于做标准化的产品，个性化的产品则更适合小企业、小团队去实施。中国的制造业主体力量是大量中小腰部企业。而传统制造行业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采用传统管理模式和生产方法，在转型方法论和转型案例的理解上，即做什么、怎么做方面多有困扰。因此，中小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常常存在“不想转”“不会转”的问题。许多中小企业目前仍未完成自动化改造，在资金方面的限制使得企业的试错能力不足，导致了“不敢转”。中小企业还存在人才问题，通常在转型方案、路径上需要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执行，即使聘用外部团队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也缺乏相关的内部人才理解、执行方案，容易导致转型效果不理想，甚至失败。

中新社记者：在工业软件方面，中国的竞争实力如何？数字化时代，如何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

刘军梅：工业软件是制造业的大脑和神经。中国的科学类工业软件距离国际水平差距最大，工程类次之，差距最小的是管理类软件。不过，中国国产工业软件水平并不是全面落后于国际，而是呈现出差异化，在管理类软件方面甚至领先于国际。

在核心引擎和科学类软件方面，中国仍处于全面落后状态。目前中国大多数软件都基于美国的数据开源，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软件体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加大了软件技术研发和创新力度，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比如，在CAD、ERP、FP、SCM、PLC等工业软件领域，国产化率已较高，国产ERP软件更是占据了近90%的市场份额；同时，一大批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涌现，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超10亿元(人民币)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逾40家。

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国产工业软件等缺乏足够应用场景。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软件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垄断，我们需要释放部分合适的应用场景给国产智能装备，让国产软件有试错验证的机会。

数字化转型浪潮中，中国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基础不牢”的问题。在此方面可借鉴德国平台建设经验，加强与德国在这一方面的合作，促进如两化融合平台、工业互联网网络创新实验室、工业互联网制造安全一体化测试床等相关平台体系的成熟完善。而美国工业互联网思维下的数字化转型，恰好可以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匹配。

2023年7月，复旦大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团队对30余家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和需求方企业进行调研。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在产业政策扶持上，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各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扶持措施？中国的中小企业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扶持？

刘军梅：总体来说，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德、日、新均建设或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支援体制或平台；中、德、新、韩四国政府更关注中小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产业扶持方面，美国政府创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作为“孵化器”，以“产学研政”合作的形式，降低研发与应用的成本及风险，推动先进技术的研发，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德国政府搭建了工业4.0平台以及中小企业工业4.0卓越中心，由政府领导，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专家共同参与，为所有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帮助；日本政府形成了成熟的多方合作支援体制，即“官产学”一体化合作机制，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新加坡也推出了“国家人工智能核心”计划和“大学—企业研究室”计划，凝聚政府、国内外企业、高校等科研机构三方力量。中国政府目前也搭建了两化融合平台，但在参与企业数量、平台功能建设等方面仍有待提高。

在中国，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数字化转型是激发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一环。但由于技术、资金、人才以及管理经验等方面的限制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所以各级政府都在推动金融机构、平台和企业的多方合作，用“云量贷”等实际政策措施来尝试解决中小微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

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德国工业发达，大型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较高，部分企业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因此德国的政策扶持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建设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工业4.0卓越中心和中小企业测试床，为中小企业提供认识和了解数字化的机会，并提供具体的数字化改造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