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工作是我的主旋律，写工作中的事情多，这件事，那件事，总有一些思考和总结，写下来，就像在陌生的路上做了一个记号，偶尔翻出来看一看，会有一些记忆与快乐。这样一些思考和总结不仅对自己有用，有的对别人也会有些启发。当我终于放下工作，开始享受生活时，看见这样一些文字会觉得生命没有白过。 ———李玉琢
1948年农历9月29日出生在黄海之滨的辽东省东沟县孙家屯一户农家。那一年母亲34岁，父亲36岁。哥哥大我12岁，中间有过两姐一哥均幼夭。母亲难产后生下我，接着我被裹着小棉被放到拔下铁锅的灶坑里从灶门拖出来（我因此有一个很难听的小名），农村风俗这样的孩子好养活。果然，我之后的妹妹与弟弟均保住了。
学前在村子里听大人讲过《水浒传》，小学三年级时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念师范的哥哥带回来的《苦菜花》，小学四年时听班主任老师讲过《小五义》，英雄情结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赶上过大跃进，在学校里深翻过土地；赶上过人民公社，吃过集体大锅饭。知道农村放卫星、插红旗白旗的事儿，也看过四清时批斗干部的事儿。最有趣的事情，是到横穿过村子的河里游泳、钓蟹、摸鱼，钻进两岸大片的芦苇塘找鸟窝捡鸟蛋，冬天夜里拿着手电筒跟在大哥哥们的后边到茅草房的屋檐下捉过一动不动的麻雀。
60年初，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家人随父母迁移到黑龙江省鸡西市——接近中国北部边境的一个煤矿城市，由于没有正式户口，很长时间被社会称为“盲流”。在帮助父亲打短工砸石头时，右眼被打伤过，我一辈子只有一只半眼睛。初中是我平生读书最好的岁月，每次考试如果不是第一名都会难受一阵子，在父母面前都不好意思说。一边吃饭一边看书是我高中之前的习惯，由于买不起书，借来的小说大都通宵读完。在城市街头花一两分钱看小人书，也是我的一个重要知识渠道。在此期间，我得过肺结核，咳嗽，痰中带血。母亲带十二三岁的我到市医院打过好长时间的青霉素、链霉素。1961年初，父亲在鸡西市郊的农业社用110元买了两间半在地下的小草房，我家从此被远近称为“小房老李家”。
在鸡西一中读到高中二年级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我是接近规矩的保守派，没有打骂过老师，看不惯一切胡来和不说理，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评游街》，在鸡西卫校以自己的退出搅黄过一次本应发生的大规模武斗。1968年11月3日，随鸡西三千多学生下乡到黑龙江海伦农场，当过半年的榨油工，当过三年多语文老师，下乡前在父亲工作过的工厂做过半年多的工人。我的管理能力从21岁当中学班主任的时候有所培养，在那个时期，我结识了后来的妻子，谈过一次似是而非的恋爱。尽管老师干的精彩，但在入党、上学等问题上都有过挫折，这些挫折、打击让我对社会有所认识。
我在绥化农场局做过一年多的青年干事之后，由于未积极要求入党，认为无培养价值，被推荐上大学。清华负责招生的老师几经犹豫之后，终于接受了我，那一年我已25岁。大学几年的情况已在《我的大学》里有所描述。清华的上学经历是我一辈子颇感荣耀的事，尽管人们对所谓的工农学员并不感冒，后来的不愿甘居人后与这一段有一定关系。
毕业时，我是班里唯一的一个外地学生留在北京工作的（北京籍的学生全部留在北京）。当时中科院的计算中心刚刚建立，我们这些新分配的大学生参加过它的初建工作。在这里，我从一个计算机房的外部设备组组长，到一个机房的机长、技术条件处的副处长、处长、整整干了十年。记得我在评工程师职称是宣讲的论文是《013大型计算机搬家时的并行操作》。此期间，经历过结婚生子，母亲和岳父的去世，还到日本培训过三个多月。日本之行让我看到另一个社会，另一个世界，我后来的辞职与下海与此有关，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了管理工作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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