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四年多的岁月，在我的一生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起承转合，承前启后。而下乡后的最初一段，又是那么的纠结、唏嘘而关键。 　　老人家的一声令下，我们这些响应文化大革命号召的青年男女（当时称为红卫兵），在城里折腾了两年多，又奔向农场“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学校第一拨下乡的，在68年的7-8月，是到丁玲等大“右派”劳动改造的、坐落在兴凯湖边的友谊农场。我们很多人对此不明就里，初期基本持观望的态度，但后来的形势一阵紧似一阵，去与不去几乎成了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登陆后可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