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从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过渡，“服务经济”将成为21世纪经济的主导。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经济重心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通过发展服务业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的增强提升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快速推进服务业发展？为此，日前有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郭重庆先生。

服务与制造的融合使世界制造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记者：制造与服务的融合对世界制造业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郭重庆：伴随着全球化，世界制造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业就像黏结剂，将社会化、国际化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整条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粘接起来，对世界制造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世界制造业的价值链开始解构。

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活动甚难在一个企业，甚至在一个国家内独立完成，现在正被分解、外包到社会和全球多个企业中，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整个价值链上都具有优势，市场竞争逼得它只能守住自己增值最大的一块。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外置及服务外包已经成为一种服务业的商品形态。

世界制造业的资源优化配置已经突破了企业——社会——国家的界线，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优化配置，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信息网络化的支持下突破国界流动，世界已进入全球制造时代。

制造业企业缩短产业链，专注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企业的变革趋势。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市场竞争的本质是专业化的竞争，非核心业务的生产活动外置和服务外包已经成为趋势。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您拥有多少资源，而是您整合社会化、国际化资源的能力，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挑战。

第二，服务型制造模式方兴未艾。

当前经济活动已由制造为中心日渐变为以创新与服务为中心。服务经济与传统经济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权利正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已经成为世界领袖型企业的信念。中国已进入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过渡，过去20年产品是稀缺资源，产品制造是整个经济价值的核心，如今，大多数产品已在全球范围内过剩，消费者成为稀缺资源，创新和服务逐渐成为整个经济的价值核心。

第三，企业经营理念演变和企业组织进化。

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顾客的价值是企业管理的出发点。”这也正是服务经济的特征。世界级的企业如IBM及制造业的常青树 GE正在义无返顾地向以服务带动业务的方向扩展，服务收入均已超过50%，人们已把它们归类为服务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科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以中间投入服务为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已形成潮流。

第四，服务商的概念油然而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不乏IT技术精英的IBM，几乎濒临破产，但开始注意技术对客户的真正价值，顺应客户们的需求，将硬件、软件、服务三位一体地给客户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它们不仅卖产品，还要卖服务。IBM在五十年代开天辟地地提出“计算机科学”，后逐渐被科学界所接受，事过半个世纪IBM又提出了“服务科学”，提出了SSME（服务科学管理工程）、SOA（服务导向架构）、SAAS（软件即服务）等概念，不愧为一个领袖型企业的超前意识。由此形成了服务商的概念。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路径选择

记者：虽然服务型制造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但各国所走的具体道路又有所不同，那么，对于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郭重庆：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我们应该着重从以下方面下工夫：

第一，细化深化社会专业分工。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

20世纪初福特顺应亚当•斯密企业内部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理论而创新了一个大规模流水生产模式，造就了一场产业革命。21世纪社会内部分工的细化深化将导致一场服务经济革命，出现很多新的行业和新的职业并造就很多就业机会。

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 FDI、庞大的科技队伍、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但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源，也就是社会专业分工，生产要素的社会化资源配置，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国家创新系统的始推动者 Freeman认为，对国家创新系统来说“社会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社会能力的建设比技术能力的建设更复杂”。 社会能力的建设应提到中国管理层的议事日程上来，没有社会能力的建设，制造业企业的瘦身转型，突出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就缺少支撑。

第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制造业企业似乎尚处于样样都得有的原始扩张思维中，企业自研、自供、自产、自销的传统一体化经营模式仍较普遍，独立的研发商、设计供应商、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以及各类专业中介服务商凤毛麟角。

资源配置效率低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中国物流社会总费用相当于GDP的20%（日、美为8%～10%），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一年仅1.62次（日本为 7～18次），产品在自己手里几乎压了8个月，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相当于GDP的70%，资金效率低，企业盈利和资金积累能力非常弱，创新的动力和资金支持力度不足，制造业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较弱。

第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必然产生社会交易费用，只有充分的市场化配置，才能降低社会交易费用，这种社会分工才能得以继续，正如制度学派的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一句名言：“市场机制总能把企业对市场的替代限制到使社会总成本最小的程度。”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资源、能源、环境压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对当前中国、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和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契机。

搭建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和产业集群的黏结剂，城市竞争力的基础是生产性服务平台，将各产业粘合起来，对中心城市来说更是如此，中心城市的聚集力与其说是制造能力，不如说是服务能力，一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其服务经济的质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