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博士博乐仁服务于西门子20余年，1994年便已是企业研发部主管，现为西门子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基础设施与城市业务领域首席执行官。这一业务部门是去年新建的，西门子在此领域的雄心可见一斑。
城镇化趋势与挑战
问：西门子在去年10月成立了一个新业务领域——基础设施与城市，主要负责城市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否说明你们非常看好城镇化的前景？
博乐仁：中国有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且还会持续增长，城市发展迅猛。城镇化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于城市，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在很多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
第一是交通。城市的人口流动和物流本身就是个巨大难题，由此产生的空气污染等其他问题也亟待解决。第二是能源，包括能源供应和能源的使用效率。第三是水资源。水资源浪费、供应和成本是城市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四是有关城市治安和居住条件，如医疗保障系统、空气质量、犯罪率等。
我们有专门负责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案和部门：交通管理、能源管理、工业与城市水资源管理、城市紧急安全系统、城市医疗保障系统。针对城镇化的调整，你必须保证组合方案全面且具有竞争力，满足城市、基础设施的种种需要。
问：对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当发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有人则认为应当发展中小城市集群。从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角度考虑，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博乐仁：城镇化之所以成为趋势，原因很简单：人们需要学校、医院、公共交通、休闲娱乐等基础设施，城市是提供这些设施最佳地带，而这些设施也必须建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集约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率。这正是经济腾飞带动城镇化快速发展并且城市愈加密集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纽约是个典型的例子。纽约非常密集，连地下空间也所剩无几；甚至向这座城市输送足够的电力都成为难题；为保证安全，地铁运营必须采用更为精准的技术。规模越大，城市密集程度就越高，然而这是有限度的。一座城市的人口可以是成百万上千万，但超出城市承受能力的四五千万就是天方夜谭了。
问：对于你刚才提到城镇化面临的挑战，有什么可能的解决措施？
博乐仁：原则是运营成本低，效率高，中国完全可以负担得起，而且符合中国“十二五”规划中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标。
具体拿伦敦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在伦敦建立了一个城市与机场快速连接的交通模式，伦敦交通局还采用了我们的“拥堵收费系统”，从而有效控制去往伦敦市的交通流量；此外我们还为伦敦提供可减少高达40%燃油及尾气排放的混合动力公交车；并通过公交卫星定位跟踪系统为乘客提供实时公交信息。通过这些组合方案，我们帮助伦敦的交通流速提高37%，同时减少大约每年15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给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我们通过优化系统管理着4万栋写字楼，帮助物业减少能源费用，先进的智能楼宇系统一般能使楼宇的能耗节约20%-30%，甚至40%；我们运营着世界上最高效的生产整合系统，确保生产高效、可靠；我们拥有能源自动化技术，运营着多座智能电网，甚至可以负责管理某个国家的全部电网，对其进行监测和优化。很多案例可以证明我们有能力和中国在这些方面取得双赢。
问：中国的城镇化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但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多久？
博乐仁：我认为城镇化会加速。为应对这一趋势，政府需要更先进的技术，同时也会加强推进使用高效能源、减少单位人口和人均GDP的能源消耗和水资源消耗，使城镇化成为一项可持续的进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基建？
问：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诚然很大，但也应该考虑当时当地的合理性，比如说，是否有真实需求，是否有实际效益，是否支付得起，等等。现在有不少批评，很多基础设施的使用率很低，有的高速公路往往只有一辆车在跑。这说明这种需求不是有效的。你判断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需求有多大？
博乐仁：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发展是需要长远规划的，一两年建设的基础设施会使用二三十年，而且投入很大，因此最好确保这些建设真的能够支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有较高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水平，即便如此，在投资时也应力求谨慎和准确。
在大多数情况下，基础设施总是滞后的，看看地铁和电力供给的情况就明白了。我们必须确保基础设施支出的时机合适，因为这支撑着GDP的增长。中国现有9%的增长率，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是7%，仍然很高，这意味着必须理智、可持续地利用递增支出以维持高增长率。这需要合理的计划，还必须知道有什么样的技术可用。和技术领先的公司合作是明智的，这可以保证这些基础设施尽可能长的时间不过时。
问：现在中国正在进行产业转移，包括地域上从东到西和价值链上从低到高的转移，你怎么看待其现状和前景？这将如何影响西门子在中国的战略？
博乐仁：中国巨大的劳动力供给是一大优势，也是一大挑战。中国一度是“世界工厂” ，但现在沿海地区薪酬上涨，势必造成竞争力减弱。另一方面，人口如此众多，意味着工业区的转移有助于大陆实现高附加值，产生就业机会和维持该产业。
沿海地区需要新的、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创新和技术发展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的沿海地区。挑战在于，中国不但要为高新附加值的技术建立基础设施，还必须在内地进行基建，为迎接正在转移的产业奠定基础。这不仅需要资本，还要培训人才。这需要支持，我们就是来提供支持的。
许多公司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这是否会成为主流？我不确定，但我觉得选择不太多。比之将人口由东部迁至西部，这是最好的选择，也给当地人居住的地方带来了工业化。当然，如果你们希望利用巨大的劳动力，还必须培训他们，必须在西部建立好大学和职业培训。
无论中国的产业如何转移，都不会对我们的战略产生很大影响。因为我们服务的是整个中国市场，办事处遍布全国。我们还计划增加中国大陆的制造厂。
问：中国未来五年的基础设施发展和城镇化主要在哪些方面有重大发展？
博乐仁：至少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是能源效率。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增长率仍有7%以上，这意味着要么提供更多的能源，要么提高效率才能得以维持。提高效率是惟一正确的举措，尤其是建筑业、交通业。
另一个是医疗保健体系。中国企业成长壮大，走向全球是迟早的事；同时中国人均收入不断增长，这意味着不断推高内需比例。相较于德国的50%-55%、美国的70%，当前中国30%多消费水平有点低，发展潜力巨大。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医疗保健体系，它让人民生活得更健康，也会日渐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强有力的驱动因素，前途光明。
如何成功走出去
问：西门子现在专注于新兴市场，但新兴市场往往是风险与机会并存。你们如何评估和管理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或法律风险？
博乐仁：许多新兴市场，我不认为有特别的风险。其他新兴市场在不成熟时可能会有政治动荡，但目前中国市场非常稳定，我不把这个视为一个特殊的话题。
问：作为一个跨国公司，西门子声称在中国市场能够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来提升当地价值，具体如何理解？
博乐仁：2011财年，我们在中国的营收达到63.9亿欧元。我们在中国有3万员工，其中包括大量工程师。我们在中国有16个研发中心——一句话，我们是个本土企业。“本土”意味着我们在这里生产的不仅是产品，而是全套：包括开发产品，设计产品，制造产品。我们就地取材，在本地市场销售，这意味着我们把整个价值链都带到了中国。
我们还在研发适合和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我们称之为SMART产品，这五个字母分别代表简单易用、维护方便、价格适当、可靠耐用和及时上市。我们推出了160个这种SMART产品，还有50个左右在全球销售的产品也主要产自中国。我们相信，中国的消费者和政府都认可，这对大家都是有益的。
问：你提到你们是一家本土企业，这很有趣。西门子的“本地化”具体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这对你们很重要？
博乐仁：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是本地化的。我们和中国人合作；我们正在减少来华国际员工和在华非中国人员工的数目；我们在中国工作的员工只有1%为非中国籍。
因为中国人最了解他们的市场。首先是语言和文化。如果你想要进入一个市场，就必须利用当地的系统。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利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技术专长，因为很多中国经理和工程师在欧洲接受培训。他们长期居于德国，学会该做些什么、如何设计，然后引进回国。那1%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大部分是专家，他们把我们需要利用的顶尖技术引进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也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国际公司树立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的形象也很重要。
问：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开始“走出去”，但不少企业在其他市场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作为一个成功的跨国公司的高管，你如何看待中国公司走出国门？你有什么可以让它们做强、提高地方价值的建议？
博乐仁：首先你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竞争力。在其他市场上开展业务意味着你要拿出更优质的产品，你的产品需要以相同的成本或价格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或者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相类似的服务。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你需要对目标市场有所了解。
其次，如果开展国际业务，你还需要在目标市场当地建立一支团队，也就是“本地化”。
如果你在德国销售产品，你可能想雇一位德国人，或者某些了解德国市场运作的人协助管理，帮你解决销售、满足生产要求等种种问题。最后就是关于选择目标市场的问题，你要选择，让中国产品首先进入欧洲，还是某个市场要求更为合理的其他国家。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但以上这些算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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